晏婴，字仲，谥平，夷维（今山东高密）人，历任齐灵公、齐庄公、齐景公三朝卿相，辅政长达50余年。晏子一生恪守清廉节俭，对家人严格要求。他的行为不仅得到了百姓的忠心拥护，而且影响了整个齐国的社会风气，以至于几千年来不少商号在大门上镌刻“陶朱事业，晏子家风”这一副对联。

      晏婴尚俭。晏婴虽贵为齐国宰相，但在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都极为简朴。《史记·管晏列传》记载：“（晏婴）以节俭力行重于齐，既相齐，食不重肉，妾不衣帛。”《晏子春秋·内篇杂下》记载：“晏子相齐，三年，政平民说，梁丘据见晏子中食，而肉不足”，“晏子相齐，衣十升之布，脱粟之食、五卯、苔菜而已。”“食不重肉”，吃饭从不吃两道肉菜。一次午餐时，景公的使者来访，晏婴把桌上的饭菜分成两份与使者共餐，结果谁也没有吃饱。他穿粗布衣服 ，“一狐裘三十年”，一件毛皮大衣缝缝补补穿了30年都不舍得丢，后人因此用“晏子裘”来概括为人节俭朴素的品行。他住在低矮潮湿的房子里，齐景公多次劝他住进高堂大屋，他都婉言谢绝。 晏婴严于律己，对家人更是严格要求。他要求妻子要衣着朴素，勤俭持家，甚至在临死之前都再三嘱托妻子要保持勤俭家风，“谨视尔家，勿变尔俗”。他死后，留给儿子一封遗书，遗书仅四句话，但字里行间都是晏婴对儿孙传承勤俭家风的嘱托。《晏子春秋·内篇杂下》记载：晏子病将死凿楹纳书命子壮而示之。晏婴在遗书中说：“布帛不可穷，穷不可饰；牛马不可穷，穷不可服；士不可穷，穷不可任；国不可穷，穷不可窃也。” 意思是“布帛不可以没有，没有布帛就没有衣穿；牛马不可以没有，没有牛马就不能生产；人才不可以缺少，缺少了就没有人可以任用；但最重要的是不能没有国家，否则一切都会失去。”他警示告诫子孙后代要坚持勤俭家风。他的这份特殊的遗产，体现了他几十年为官做人的崇高准则，值得后人学习和敬仰。

      晏婴尚“和”。晏婴倡导人与人之间要有 “和而不同”的关系，不论为政还是做人都应该做到“和”。在他看来，“和”，就如同厨师调和酸、甜、苦、辣、咸五味为美味的羹，乐师调和宫、商、角、征、羽五声为美妙的音乐，是各种不同元素的相互交融补充，趋向完美；“同”，如同用水调剂水，用一根弦演奏音乐，是同一元素的简单重复和相互附和，枯燥乏味。人与人之间要保持这种“和而不同”的关系，对他人的行为，有不同的意见和建议要及时提出；对他人的过失，要及时指正。晏婴在治家过程中也奉行这种“和而不同”的观念。

      在《晏子春秋》中多次提到“晏婴逐高纠”。高纠是晏子的管家，做事也尽心尽力，以至于当时的君主齐景公都有耳闻，一日齐景公问晏婴：“听说你府上的管家高纠是个人才，人人都称赞他会做事又做事得体，能不能招来让我见见？”晏婴沉思了一会说：“我听说为了土地而去打仗的人，不能成就大的事业；为了薪水而去当官的人，不能匡正君王的过失。高纠给我做管家三年了，却从来没有干预过我的言行，他只是个为了赚薪水才去工作的人，你见他会有什么益处呢？” 谈话之后,晏婴回家就辞退了高纠。高纠对于辞退一事也颇感委屈，离去之时说道：“我侍奉先生三年，我觉得没有做错什么呀！即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，现在不但一无所获，反被您赶出家门，能给一个什么样的说法吗？”晏婴回答说：“我的家风有三条。第一是‘闲处从容，不谈义，则疏’，平时闲居中从容不迫，但处事没有原则道义，就疏远他。第二是‘出不相扬美，入不相削行，则不与’，出门在外隐恶扬善，称誉其美；在家内劝善规过，直言谏诤。若不如此，则不与其共事。第三是‘通国事无论，骄士慢知者，则不朝也’，通晓国事却没有建言，对智能之士傲视轻慢。对于这样的人，不能重用。你虽然看似勤勤恳恳，但以上这三条你一条都没有做到，所以才要辞退你啊！”（《晏子春秋·高纠治晏子家不得其俗乃逐之》）在晏婴看来，自己也是一个时常会犯错误的人，高纠作为自己的管家，应该最了解自己，能够帮自己指正错误。但高纠却对自己的过错视而不见，三年来，从未有“劝善规过，直言谏诤”之举，一味逢迎求“同”。这样的人即使没有什么大的错误，也一定不能留在身边，必须辞退。由此可见，晏婴家风之严谨，治家之严格。

       家风影响国风。晏婴辅佐齐国五十余年，始终严于律己，以身垂范。他奉行节俭，并坚持“国奢示之以俭”，对齐国风气产生了积极影响。史书记载“齐地汉以后尚俭、倡廉，与晏子移俗不无关系”；他坚持“和而不同”，屡屡谏诤齐君，匡正君过，为齐国百姓减除了赋税徭役之苦，也使得齐国在诸侯混战的春秋末期依然保持强国地位，“外无诸侯之忧，内无国家之患”。